“升官发财请往他处，文史无条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资料证方”1925年，和薛方先觉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时，岳都登上黄埔岛第一眼看到的可做寇还就是这句话。

抗日战争是先觉一场死战，只有抱定必死的投降日军长信心，才能与敌人战斗到底。当伪但是文史无条很遗憾，方先觉在衡阳之战中向日寇缴械投降了——衡阳之战不同于太平洋之战，资料证方也不同于硫磺岛之战，和薛方先觉守卫的岳都是国土、是可做寇还尊严，在投降前几天，先觉他还发誓“绝不出衡阳”，投降日军长给他蒋校长发的“最后一电”也说得很慷慨：“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

方先觉没有死，他投降了。方先觉的投降，连日军高级将领也有点不敢相信。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接到第六十八师团长堤三树男电话报告说方先觉的阵地在摇动白旗，当时根本就不信，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报告说双方仍然在打，于是横山勇下令：“方先觉军诡计多端，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实际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命令所有部队一齐加强进攻，各野战重炮兵部队尤其要不惜消耗，利用全部备用炮弹进行猛烈炮击，即便天黑也不可停止攻击。”

谁也没料到方先觉会投降，就在他投降的当天，也就是1944年8月8日，我们的报纸还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就叫“向衡阳守军致敬”。

军史记载得很明白，方先觉的投降是主动而非日军劝降，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打不过就投降，这种事情如何评价，史书自有公论。我们知道的，是方先觉并没有被老蒋当叛将处置，反而任命其为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青年军二零七师中将师长、第八十八军中将军长。

方先觉在内战中打了很多仗，也被击败了很多次，但这时候的方先觉却不肯投降了，他一路跟着老蒋跑到了岛上，还当了澎湖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兼防空指挥官。

不该投降的时候投降，该投降的时候顽抗。该如何评价方先觉，咱们还是看看衡阳之战知情者和真正的军史研究者是怎么说的吧。

政协主发回忆录的《纵横》杂志在1998年第一期发表了《衡阳保卫战与方先觉降敌》，读者诸君请注意，1998年不是1978年前，所以不必有太多质疑。

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方先觉投敌前后的过程，以及方先觉的言行：1944年8月7日下午3时左右，第三师第九团首先在天马山阵地竖起白旗，向敌军乞降。其他阵地守军见状也相继停止了抵抗。

一看前线部队已经放弃抵抗，方先觉把高级军官召集到一个防空洞内讨论投降条件，方先觉向拍案大叫：“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方先觉与手下议定了七项投降条件，其中第五条就是要求日军用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逆。

1944年8月7日晚10时，方先觉在投降谈判条件上签字盖章后，派遣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及日语翻译梁某，前往五桂岭向日军指挥所喊话，要求举行投降谈判。

这些记载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俱全，比那些含糊其辞的文章可信多了：“8月8日拂晓，方先觉率领4名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和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幕僚20余人，前往五桂岭江西会馆会见日军前线指挥官。上午10时许，日军师团长堤三树男进洞与方先觉见面，并开始举行投降谈判。洞内置木桌一张，堤三树男与部将坐正面，方先觉坐其对面，孙、周、葛、容、饶分坐方的两旁。堤三树男首先发言：‘本官以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请即时答复！’”

部队先缴械后谈判，这谈判就成了笑话，所以方先觉的七项条件完全是说给部下听的，日军根本就没当回事，甚至连讨论都没讨论，就把方先觉一行安置在天主教堂内一栋单独的房子里住下，内外岗哨警戒森严，方先觉成了战俘。

方先觉在投降后，要求日军恢复其第十军建制，多次申请后，终于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命名为“先和军”——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军了。

伪军长方先觉还公开发表了书面谈话，那番谈话跟汪逆是一个论调，考虑到那可能是经过日军审定修改了，所以这里就不再展示，因为那篇谈话并不能作为方先觉是否投敌的证据。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方先觉和薛岳一向势如水火，方先觉回到老蒋身边继续任职，薛岳是十分愤怒的，947年5月方先觉因为在内战中屡战屡败而被撤职查办，也是薛岳和陈诚联手努力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方先觉在衡阳苦战四十七天，打得确实很惨烈，但是咱们前面说过，保家卫国之战是没有退路可言的，敌人已经闯进我们的家园烧杀掳掠，男子汉就只能以死相拼，打不过就投降，还主动要求当伪军，这事儿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先觉作为高级将领，在保卫家园的战争中向侵略者投降，性质跟美军法军在朝鲜越南战场投降是两个概念。

可能是同僚们也觉得说方先觉主动投降有些不好看，同为黄埔三期的宋瑞珂在《鲁西南羊山集战役蒋军被歼记》中换了一个说法：“1944年夏，方先觉守衡阳，给蒋电报，谓‘来生再见’，表示他与衡阳共存亡的决心，后被日寇俘虏。”

宋瑞珂专门写这段解释，是因为他已经被我军包围，其副参谋长王开石也想方先觉那样发一个“来生再见”的电报吗，结果被宋瑞珂嘲笑：“算了吧，他玩这套花样（指老蒋来电说为宋祈祷），不必电复。”

宋瑞珂这篇文章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然后就被滕文藻在第三十辑中以《方先觉是投降日寇的》为标题反驳了。

滕文藻强调：“方先觉是投降日寇，不是被日寇俘虏。1944年12月25日《解放日报》有记载，伪《华北新报》在1944年8月12日曾详细报道方先觉投降经过，说8月7日下午方先觉向日寇请降，8月8日上午在衡阳市南四公里仁爱中学谈判五分钟即无条件投降。方先觉投敌后答敌伪记者问时，还无耻地说：‘今后如有可能，愿于和平阵营，对某某某建设助一臂之力。’”

有一些跟方先觉一同投降的军官也写了一些回忆录，有的说方先觉是谈判后才投降，有的说方先觉根本就没投降，也没当过伪军长，同一批人写的回忆录自行矛盾，肯定有一些事撒了谎的。

方先觉任“先和军”军长后，“先和军”第一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在10月初逃回重庆，蒋亲自并各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法币100万元，提升周庆祥为第十军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任命孙鸣玉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

11月初，“先和军”第四师师长饶少伟奉命到东洲驻守，并在21日晚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郴州第九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薛岳对饶少伟说：“想不到方先觉竟干出这样的事来！这事与你无关，应该由方先觉负责。”

军参谋长和两个师长都有机会离开，而且他们还能带兵镇守一地，说明日军的管控根本就不严，而方先觉一直没有离开——他是被戴笠派遣特工突击队“救”出去的。

史海钩沉，扑朔迷离。方先觉投降是史实，但是他的功过是非，数十年来一直颇有争议，笔者只想说一句话：卫国战争和侵略战争是两回事，战争性质不同，投降的意义也不一样，如果一看打不过就投降，那仗还有法儿打、还有必要打吗？

方先觉晚年自己也承认：“事过至今三十年，使余耿耿于怀者，是未能确保衡阳及未能随衡阳陷敌而捐躯，于个人言之，非但不敢言功，尚有愧于职守，复蒙国恩，不究失土之责，且嘉赐甚重，宠命优渥，盖增愧颜。”

方先觉抗战有功，这一点谁也没有否认，但是把降将塑造成英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在读者诸君看来，方先觉的投降，应该如何评价？方先觉的抗战之功，能跟薛岳、孙立人、王耀武相提并论吗？